章士钊，曾任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李大钊，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这两位迥然不同的两个人之间，却有着特殊的一段交往经历，彼此影响很深。
李大钊对章士钊仰慕已久
章士钊，字行严，1881年生，21岁时考取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并成为该校的学生领袖。22岁时，章士钊担任进步刊物《苏报》主笔，24岁时流亡日本，成为孙中山、黄兴的策士。章士钊曾得到过袁世凯的青睐，袁曾邀他担任北大校长，章以自己资历学识不够而婉拒。当袁世凯的反动面目暴露后，他坚决南下参加了反袁行动，撰写了“讨袁檄文”。讨袁运动失败后，章士钊再度流亡日本。1914年，章士钊在东京创刊《甲寅》杂志。《甲寅》杂志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极大的政论刊物，是《新民丛报》之后、《新青年》之前影响最大的杂志。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南陈北李”，都与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杂志有着密切联系。陈独秀的“独秀”之名，就是首先在这一刊物上出现的。而李大钊则是因参加《甲寅》杂志，结识了章士钊，成为挚友，突破北洋法政原来的狭小圈子，广泛地接受革命党人的影响，使自己逐渐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人物。
1913年冬，李大钊东渡日本，1914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为了反对袁世凯的复辟帝制，他勇敢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组织了“神州学会”，团结一部分知识分子，进行反袁的秘密活动。李大钊早在国内时，就十分爱读章士钊主办的《独立周报》，并担任过该报在天津的发行员。李大钊还与同学发起《言治》月刊，发表了很多文章。这些文章与《独立周报》遥相呼应，其中有的文章甚至自接引述章士钊的观点。
当李大钊到日本看到《甲寅》杂志即将出版的广告后，非常高兴，马上做了一篇题为《风俗》的文章，并以自己的字守常为名写了一封信给章士钊。章士钊读后，“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章士钊语）
章士钊按照信上附的地址写信约李大钊见面。章士钊亲切地问李大钊：“你向《甲寅》投稿，为什么不署本名而用号？”李大钊微笑着回答：“先生名钊，我何敢名钊！”简单的一句话，体现了李大钊的谦虚、机敏、幽默，也表现了李大钊对章士钊的尊重。
由于章士钊的推荐，李大钊才得以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
1917年，章士钊和李大钊都回到中国，章士钊在北京大学任教授，讲授逻辑学，并兼任北大图书馆长（当时称主任）。在李大钊进入北大之前，1917年1月，章士钊在《甲寅》杂志停刊一年多后，在北京又创办了《甲寅》日刊。章士钊邀请李大钊和高一涵担任日刊主笔。由于与章士钊的友情，李大钊放弃了正在筹备的杂志，全身心地投入到《甲寅》日刊的编辑与写作之中。正如章士钊后来所说的：“守常在日刊所写文章较吾为多，到馆办事较吾为勤。”该刊的目的是“意在纠正当时政治偏向，与所持学理及所奉主义无涉”。李大钊在该刊共发表了60多篇文章，涉及面相当广泛。有反对袁世凯尊孔的文章，也有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文章，更有宣传俄国革命的文章。由于思想、文风的接近，李大钊、章士钊、高一涵曾被海内外称作“甲寅”派。
这个时候，李大钊已经从事马列主义的传播，搞革命活动。为了方便李大钊的工作，章士钊向校方推荐，自动地把馆长一职让给李大钊。章士钊在北大的时间不长，1918年5月，他就应护法军政府总裁岑春煊之邀南下，担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后来又被任命为南方“和议”代表，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南北议和”会议。从此，章士钊与李大钊几乎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旅程。
1918年1月起，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这是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阶段，他不仅为北大图书馆的改革做出了贡献，而且为北大师生的学习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服务。80年过后，美国图书馆学会所编纂的《世界图书馆和情报工作大全》，就称李大钊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章士钊把李大钊带入北京大学，而北京大学为李大钊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在这里，他开启了北大图书馆现代化的进程，成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北大图书馆对李大钊来说，有着双重意义：一方面，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的负责人，挑起了北大图书管理现代化的重任；另一方面，北大图书馆又是李大钊学习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酝酿并发起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阵地。
在此期间，李大钊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的领袖人物汇合，成为《新青年》、《每周评论》的中坚。他大张旗鼓地宣传俄国布尔什维克和马克思主义，筹建北京地区的共产党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这些成绩与他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相关。如果说，《甲寅》杂志时期，李大钊仅仅是开拓视野，那么，北京大学和北大图书馆则奠定了李大钊真正的中国革命领袖地位。1918年秋，从湖南来到北京的毛泽东，经过北大杨昌济教授的介绍，于10月间到北大图书馆来工作，担任助理员。李大钊对毛泽东的思想，是有一定影响的。毛泽东后来在与斯诺谈话时深情地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949年3月，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机关自河北省西柏坡迁入北平。此时，毛泽东不禁回忆起30年前的往事，感慨地说：“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政治思想上，李大钊受章士钊影响很大
1918年底到1919年初，李大钊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新纪元》等脍炙人口的文章，以饱满的热情把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介绍于中国思想界。章士钊曾撰文回忆李大钊，在谈到李大钊对北大的贡献时说：“由今观之，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何也？守常北方之强，其诚挚性之感人深也。”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章士钊在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希望，对中国共产党态度日益友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早在1919年6月，陈独秀在北京南城新世界游乐园散发传单被捕，章士钊立即写信给北京政府代总理龚心湛，要求释放。1922年，章士钊由法国赴德国。此时周恩来等在欧洲创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恩来请章士钊将一部印刷机由法运德，章士钊慨然允诺。陈独秀创建中国共产党后，章、陈政见不合，各行其是，但彼此关心，书诗往来，私谊长存。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形成高潮，毛泽东、蔡和森持杨昌济的介绍信到上海拜见章士钊，请其资助湖南青年赴法留学。章士钊手中恰有湖南军阀赵恒惕赠款，立即送给毛泽东、蔡和森二万元。
早在1912年9月到1913年7月章士钊创办《独立周报》时期，李大钊就对他充满敬慕之情，并在精神上深受他的影响。李大钊保存了几乎全套的《独立周报》，既是该期刊的忠实读者，又是该期刊在河北等地的热心推销者。留学日本时，李大钊与章士钊结识。那时，章士钊是一个急进的反袁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是讨袁军的秘书长，“二次革命”宣言书的起草者。“二次革命”失败后，章士钊因与孙中山持有不同意见，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而加入了黄兴、李根源等组织的欧事研究会，并担任书记。1914年，李大钊给章士钊写信说：“仆向者喜读《独立周报》，因于足下及率群先生，敬慕之情，兼乎师友。”信的末尾，李大钊因怕冒犯章士钊，竟不署名大钊，仅署名守常。可见章士钊其人、其文在当时社会的重大影响。
章士钊在辛亥革命前曾留学英国，系统接受了英国的民主政治思想。留学期间，他就写文章寄回国内发表，宣传、介绍英国的议会政治。回国以后，又先后主办《民立报》、《独立周报》、《甲寅》等，系统地宣传英国19世纪中后期的社会政治思想。而李大钊则在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年代里，从新式中学进入法政学堂，在京津地区的立宪环境中，有意无意地接受了大量维新运动以来国内所宣传的英国社会政治思想，特别是接受了严复、梁启超等人的思想影响，因而有了较为浓厚的英国派的民主思想倾向。因此，在民国初期激烈的政治争论中，章士钊对内阁制、院制、集权、弹劾等问题的主张，与李大钊的观点不谋而合。由此可见，李大钊早期受章士钊思想影响，是他接受英国政治思想影响的发展和继续。同时，他们强烈的爱国思想，他们对统一、和平、稳定的渴望又使他们之间在思想上引起更强烈的共鸣。
李大钊被捕后，章士钊竭力营救
1924年，段祺瑞上台，邀章士钊赴京。章士钊建议段以“执政”名义出掌北京政府，大捧段氏。段祺瑞认命章士钊为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欣然接受。在文化上，段祺瑞推崇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1925年，章士钊禁止学生纪念“国耻日”的禁令下达后，连当时的报纸，也急呼看不懂。当年，北京学生举行“五七”国耻纪念集会，章士钊下令警察禁止，学生愤而捣毁章宅。“三一八”惨案发生时，章士钊担任执政府秘书长。章士钊虽然没有下令向学生开枪，但事后执政府所发通缉令则出自章士钊之手。后人问章士钊何以紧跟段祺瑞，章士钊回答说：“人是要吃饭的！”民众声讨段、章，章士钊被逐下台后到天津日租界续办《甲寅》周刊，承认从政失败。
章士钊曾是一个颇具声望的学者，如今跻身腐朽的北洋集团，一时间众叛亲离，形影相吊，时人颇为之惋惜。章士钊进入段内阁后，他的新老朋友纷纷宣布和他分道扬镳。吴稚晖就说章士钊此举简直跌入了“粪坑深处”，登报发表《友丧》。胡适说“老章又叛变了”，沈尹默宣布与章士钊绝交。鲁迅嘲笑章士钊“陋弱可晒”。陈独秀的讽刺就更为辛辣：“我更为章士钊辩护了，办理《甲寅》周报的股款，都被章士钊送到交易所了。现在不恭维段祺瑞，这周报那来的经费出版，而且教育总长的位置又如何保得住？”此话客观道出了章士钊加入段祺瑞集团，给他自己的名声蒙上一层污臭的事实。
李大钊几乎没有公开正面指责批评过章士钊。他知道，政治的分歧是无法修补的。他对章士钊的夫人吴弱男说：“行严沉溺太深，吾不能救。但吾何能卸却保护其家属之责任？”章、李两家的关系却更加亲密。李大钊是章士钊三个孩子的家庭教师。李大钊的大女儿李星华，成为章士钊夫人吴弱男的义女。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及儿女经常来东城区魏家胡同章士钊的家里做客，宛如一家人一样。一次，吴弱男向李大钊提出，希望给自己书写条幅作为纪念。吴弱男原籍安徽庐江，出身名门，13岁时就曾留学日本，攻读英语。1905年，吴弱男参加同盟会，任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在日本与章士钊相识。吴弱男回国后，在天津女子师范任英文教员，随后吴弱男留学英国，进入爱丁堡大学，攻读法政和逻辑。1909年4月，正在英国留学的章士钊与吴弱男在伦敦结婚。
李大钊欣然答应，挥笔写下：“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还写过一首《赠吴弱男》的诗：“暗沉沉的女界须君出来作个明星，贤母良妻主义么？只能改造一个家庭。妇女参政么？只能造就几个女英雄。这都不是我所希望于君的。我愿君努力作文化运动，作支那的爱冷恺与谢野品子。”
李大钊经常以自己微薄的收入帮助学生、帮助青年，在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更以自己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二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以至蔡元培校长不得不把他家每月生活费扣下，而直接交给夫人赵纫兰。他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舍己为人，真正达到了“忘我”的境地。李大钊的人格道德，受到社会各界的交口称赞。当时天津《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说过：“共产党，我们真不能不反对，但是守常信共产主义，我们又不能反对。” 1927年春，张作霖军阀政府逮捕了李大钊。这样一位受众人敬仰的知名教授的被捕，激起了一片抗议之声，不仅学界同仁纷纷声援，就是政界名流如章士钊、杨度等也倾力营救。为了营救李大钊，章士钊四出奔走，多方设法，重托和张作霖有私谊的潘复向张说情，称李大钊“学识渊博，国士无双”，请求爱惜人才，早日释放。
1927年4月28日，张作霖控制下的北平特别法庭不顾各界人民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宣判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死刑。
李大钊牺牲后，章士钊悲伤不已。他深有感慨地说：“伤哉守常！我老而无似，诚愧对此宅心长厚之良友已!” 当时的急务是安葬死者，北大同事梁漱溟、蒋梦麟等和友人章士钊、吴弱男夫妇出手相援。对于李大钊的后事，章士钊不便露面办理后事。他让夫人吴弱男筹集巨款，购买棺木寻找庙宇存放，并对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和子女加以抚慰，筹措生活费用。李大钊后来安葬在北京的万安公墓，是北大校长蒋梦麟出面购置的墓地，墓碑则是刘半农撰写的。
吴弱男曾回忆章士钊营救李大钊的经过：“守常被捕前，避居苏联使馆已三月余。我尝假借为儿子签护照，去使馆见守常，劝其火速设法出国赴苏联，并建议先化装离开东交民巷到我家暂匿。行严（章士钊）知风紧，亦力主速行。而守常殊镇定，迟迟未行动。不久，北方政府取得各国使馆同意，突派军警包围苏联使馆搜查，拘守常等。行严闻讯返北京，企图设法转机。先见张学良、杨宇霆陈说，谓共产主义在国内犹在空洞谈论经济理论阶段，不宜穷治，可判彼等有期徒刑，准彼等带《资本论》等书籍，移押沈阳监狱，情节较轻者，可径行开释，如此既可遏止党人活动，亦可免生枝节。学良首肯，杨亦同意，于是入见张作霖。作霖踌躇，谓此事不可独断，须与京外十一将领商量。至是行严知已无望，但仍请张分别函询十一将领，不以联衔通电方式。不久十一将领联名电至，坚称李等并非空谈理论，应对罢工罢学负责。于是守常等终于牺牲。”
在思想基础和政治道路上，章士钊和李大钊是南辕北辙，截然不同的。可是从1914年到李大钊就义的十多年当中，章士钊对李大钊却多方支持，生死如一。道不相同情谊深，也算是难能可贵了。在李大钊去世后，章士钊在张次溪所著的《李大钊先生传》序言中追忆了与其相识于东京的情景，深有感触地说：“吾二人交谊，以士相见之礼意而开始，以迄守常见危致命于北京，亘十有四年，从无间断。两人政见，初若相合，卒乃相去弥远，而从不以公害私，始终情同昆季，递晚尤笃。”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参观北大李大钊纪念堂时写了一首诗，诗的款题是“守常老兄”，落款是“士钊”。诗为：“隙尘何徽微，朝夕通其辉。人生各有托，君去独不归。青林有禅响。赤日无鸟飞。装回东南望，双泪空沾衣。”
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后，1922年派全权代表越飞来中国同孙中山谈判。越飞曾同李大钊劝章士钊参加共产党，遭到章士钊的婉言拒绝。李大钊的牺牲，让章士钊思考今后何去何从的问题。此后，他几乎完全淡出政坛。当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的关键时刻，章士钊又主动约请与毛泽东见面，并在宴席上为毛泽东留下了“走为上”的忠告。这以后，章士钊作为上海市民和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先后两次直接参加国共和谈。全国解放后，他到了北京，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知心朋友，参与国家大事。为了实现国共的第三次和谈，他多次出访香港，做了大量的工作，并最终为了这一目的以92岁高龄在港辞世。如果没有李大钊的影响，章士钊的后半生就不可能走到共产党一边，也不可能有他如此辉煌的晚年。
